前几天，大学舍友米唐在群里吐槽，因为没按照“时间表”怀孕，她被自己工作所在的学校下发了“罚款通知”。

　　米唐的生育排期是2021年下半年。按照十月怀胎来算，此时怀孕3个月的她，在明年年初就会生产，显然是“违规”了。

　　于是，她找校领导，希望能通融一下。没想到学校反过来劝米唐“顾全大局”，要么交钱，要么按照规矩“先别生”。多次沟通无效之后，学校便以“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活动”为由对她下发了罚款通知书。

　　她说，“罚款”只是轻的了。别的单位还有各种变相惩罚，要么调到不合适的岗位，要么取消两年奖金，更严重的则是直接辞退。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大多数人还是乖乖排队了。

　　像米唐这样的遭遇，前几年媒体就报道过不少。难以置信的是，在频繁引起公众注意之后，“生育排队”仍屡见不鲜。

　　据检察日报报道，2018年10月，国内某大型幼儿园女教师潘佳怡被学校辞退，理由是她违反学校规定，“插队生育”。

　　为了应对女教师扎堆生孩子造成岗位空缺现象，潘佳怡所在的幼儿园规定，对申请生育的女职工进行考核评分，并根据评分高低来确定生育顺序的先后。违反规定的职工，按自动辞职处理。

　　在一份《关于学校计划生育报备制度执行情况的通报》里，学校里“未报备怀孕”的老师们被点名批评，并最终“被扣发了6个月绩效工资”，还“取消了两年的评优评先和评定职称”。

　　2016年，河南省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在生育排队的基础上规定了生育名额：201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为15名和16名。

　　为了进一步限制教师生育，生育排期也有期限，如果在固定时间内没有怀上，就重新排队。有的老师表示，自己的生育期已经排到了4年后。

　　但其实，被要求“排队生育”的，并不只有教师这一行。在女性占多数的工作单位，这种“排队生育”的调控方式大行其道。

　　2016年，东莞市就有女护士向媒体投诉，声称“医院要求女护士排队生二孩，如果发现插队提前怀孕的话，下月起要扣发一半的奖金”。

　　投诉者还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并没有落款署名的《关于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若干规定》的文件。文件中注明“不实行有序生育的，扣发奖金，还延迟晋升聘用，取消三年内评优资格”。

　　2003年，上海16010999女职工劳动权益求助热线也接到了不愿透露姓名的女职工投诉电话：他们企业女职工怀孕生孩子要领批条，排队取号。

　　可企业有几百名适龄女员工，每年却只准10位女职工怀孕生子。若未排入企业计划而“擅自”生育的就要扣工资，没有产假，没有年终奖，还要影响加工资。

　　从以上新闻不难看出，各单位在面对女职工生育事件上有多不尽人情。排队就算了，还“勒令”女职工在3个月以内怀上，逾期不候。真当生孩子是女娲捏泥人那么简单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其中第23条也规定，劳动聘用合同或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在前文提到的米唐老师的学校，不仅有“排队生育”这样的明文规定，甚至还有“产假少休点”的潜规则。

　　米唐说，他们学校的另一位老师，在坐月子的时候被学校“建议”回来上班，不然“到时候岗位可能换上别的老师”——学校在暗示她休产假可能会丢工作。

　　2018年9月16日，扬州某电子公司的王女士怀上孩子后被公司调岗去看厕所，拿更低的工资。公司还以安全为由禁止她进入厂房和办公楼，想通过这种方式逼迫她自愿辞职。

　　去年，澎湃新闻就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34岁的刘怡然是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总监，在她意外怀孕并决定生下孩子之后，公司高层表面“恭喜”，转身就聘请了男性替代者。一个月后，刘怡然以各种莫须有的名头被“辞职”了。

　　原来，公司看中的不仅仅是她的能力，还包括她的“可利用率”。公司管理层心里的算盘打得明白：职场女性生育，产假还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女性在生育之后，花在工作上的精力就少了。

　　大量的研究发现，生育对女性在就业领域的负面影响是普遍性的。根据《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58.25%的女性遭遇了“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而6.39%的女性曾遭遇“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

　　文中还提到，对于职场女性来说，事业和生育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即使已经走到中层、高管级别的女性，可能也只是把做抉择的时间推后了那么一点而已。

　　但矛盾的是，一边，所有人都明白生育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职场损失；另一边，女性还要受到“催生”和不生育的谴责。

　　前段时间，舞蹈家杨丽萍社交账号下的一条留言引发了热议。在她分享自己吃火锅的短视频下，一位网友评论：“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这条评论，获得了1.1万多次点赞。

　　“没有儿女＝人生失败”？即使如杨丽萍这样在舞蹈上有极高成就的女性，也逃不过“被催生”的舆论压力，那就更不用说普通女性了。

　　其实，针对单位的生育排队等现象，人社部早就在2016年11月印发了《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条件设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置指向性或与岗位无关的歧视性条件。

　　然而，三四年过去了，企业单位针对女员工的“生育限制”却仍时有发生——除了排队生育，还有取消产假、怀孕等于失业......很显然，这个问题不是官方出份文件就能解决的。

　　归根结底，职场上“生育问题”的症结，在于很现实的利益原因——雇佣女性职工的必须冒着成本增加的危险。女性休产假期间，谁来替代她的工作？找到替代人了，女职工休完产假回来怎么办？

　　特别是在社会提倡生育、开放二孩之后，无形当中，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转移到了各单位企业的头上。期待每个单位企业都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主动提高用人成本来为人口繁衍做贡献显然不太现实。

　　在《生育制度》这本书中，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生育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问题之一。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而言，我们需要维持最低限度的人口来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使社会可以良好地新陈代谢。

　　但他同时也承认，对于个人特别是对承担了大部分生养工作的女性来说，从实际效益层面，生育的确是“损己利人”的。因此，生育作为国家、家庭和个人共同决定的一种社会性行为，其风险、后果和压力，都不应该由女性独自负担。

　　相比起逼迫企业提高用人成本，或者督促女性“为母则刚”，我们更应该探讨的是，该如何建立更好的生育制度，以及更合理地进行家庭分工。

　　毕竟，如果没有与支持女性生育相配套的政策和福利，恐怕只会逼迫用人公司使出更多比“排队生育”还难看的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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