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位年近9旬头发斑白的老人，来到了四川自贡江姐村，在江姐故居前的铜像深情鞠躬，他就是当年曾看守过“江姐”，渣滓洞中的一名看守员黄茂才。

　　黄茂才是四川荣县人，家中贫困，父亲种的是地主家的田，地主儿子名字叫刘重威，刘重威当时担任了川康绥靖公署二处副处长兼通讯队队长。黄茂才初中毕业后，家里贫穷无奈辍学，到成都求刘重威帮忙介绍工作，起先在刘家帮工，后被刘重威安排担任了稽查处司书。

　　1947年，该处裁撤并入了重庆绥靖公署二处。黄茂才由此来到了重庆管理档案，不久被派到了太平门邮检组，因为他不擅长溜须拍马，被列到了裁员名单里，经人说情，才最终改派到渣滓洞当了一名看守员。

　　到渣滓洞前，绥靖公署二处的总务课长就警告过他，让他头脑清醒一点，认识到“他们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还要他别“串通案情，走漏消息”不然军法不容。

　　黄茂才因此只能是先接受了他们的看法，对难友们十分凶恶，但真金不怕火炼，时间一久，黄茂才就发现不对劲了，狱中的难友并非像他们口中描述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相反他们之中很多人谈吐都很有素养，并且职业众多，学生，记者，教授，作家都有，他们互相之间关爱友善。

　　长时间的相处中，黄茂才逐渐开始怀疑于上司的对话，此时的他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凶恶了。难友们在长期的牢狱生活中，眼光十分精准，知道黄茂才已经有所改变。有一次到女牢时，曾紫霞就问他，小黄，你家每年都收多少石租呢？黄茂才想起此，长叹了一声，说起了自己的家境，说到伤心处，也暗自流泪。

　　经过难友们互通消息，男牢的何雪松和陈作仪都在他当值的时候和他聊天，女牢的江竹筠、曾紫霞也都问长问短，让他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敌人口中“无恶不作”的。

　　时间一长，黄茂才也坦言他不想整人害人，只是混口饭吃，女牢中的李惠明还曾半开玩笑地说小黄，你是个好人，但不过你现在走到坏人的窝子来了，不过你还可以转变过来。趁此机会江姐和曾紫霞也都开导他，让他要为国家利益着想，不要做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通过大家的劝解，黄茂才答应为革命做一些工作，他值守的时候为他们延长放风的时间，给他们一些便利，掩护革命活动。李磊见他如此，还训斥过他，要他凶恶点。后来黄茂才一见到李磊来，就假装凶恶，等他一走依旧恢复了常态。

　　解放战争形势大好之际，狱中难友选择进行警卫连的转化工作。他们找到黄茂才当值，而徐贵林等特务不在的时候，让黄茂才找到了后山警卫连的邬连长，与他沟通，让他认清当前的形势，争取时机起义，邬连长表示考虑考虑。

　　几天后，又在一次放风的机会中，再找到这位连长，韩子重和刘石泉继续为他做工作，他表现出了对革命的同情。联系这位连长这件事情，是黄茂才在其中搭桥的，如果被发现或者被出卖黄茂才的下场也可想而知，但黄茂才仍旧是选择了照办。

　　何雪松的妻子莫凌志，在何雪松被捕之后，带着儿女的日子很难过，通过黄茂才的书信传递，才让莫凌志这一家在难友刘德惠妻子的帮助下，能够维持生计。

　　遗憾的是，到了1949年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敌人对监狱的看守越来越严格，遣散了黄茂才等一批看守人员，导致了武装越狱行动失败。难友们之后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下。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黄茂才被抓捕入狱，他陈述了自己在狱中帮同志们送信，掩护革命等事实，但由于缺少证人，他的回答没有被采信，之后他违心承认了指控，在狱中积极改造，并不捣乱，因此他于1964年结束了牢狱生活，恢复了自身的自由。

　　1981年，有人在翻看史料中发现了他的信息，为了能够确保信息的真实性，给他写了一封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黄茂才在狱中为同志们掩护革命的事实终于真相大白，在经过证人曾紫霞的帮助下，1982年，黄茂才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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