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全球性企业越发受到政府统制力量的牵制，企业执行官们被各种政治立场牵扯，他们选择企业前进方向时可谓左右为难。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重创，极端的气候变化，都促使各国政府对跨国企业采取更收紧的管控政策。在这一背景下，企业老板也带着企业一起卷入了政治运动，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让他们获得真正的企业效益。例如，黑岩集团的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阐明，自己的投资将会遵循环境、社会、政府治理原则，但是，在左派和右派那里，他都没有为企业赢得声誉，反而备受指责。面对政府在市场上无处不在的干预压力，部分企业选择将自己包装成民族英雄，但这会让跨国的经营业务遭遇困境；部分企业在贸易保护主义面前选择保持沉默以避免政治攻击，然而这只是将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行为。在这个新时代，全球性企业真正的发展之道并不是在纷繁的政治博弈中站队，而是找到最直接影响其商业经营的措施，让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起飞是一种享受，前提是你足够富有，能进贵宾区。入口处铺着红地毯，无需携带行李箱，安检不用排队，豪华轿车会将贵宾送上飞机。如果你不能，那么贵宾航站楼外等待你的就是旅行地狱：无休止的排队、取消的航班、滞留的旅客。法兰克福机场的旅客人数正在减少，原本汉莎航空公司为法兰克福机场提供了三分之二的中转旅客，但该公司今年减少了34000个夏季航班，其中很大一部分影响到法兰克福。法兰克福机场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在航空旅客权益服务平台AirHelp评出的欧洲十大最混乱机场中，法兰克福机场榜上有名。任何在法兰克福机场待过的人都会遇到在这个巨无霸中迷失方向的旅客，以及忙得不可开交的机场员工，因为人员太少了。这个机场对旅客和员工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同时，它也反映着目前使整个德国陷入瘫痪的各种失败：数字化的落后、基础设施破旧、人员大量缺乏。这些重大挑战都浓缩在这23平方公里内。法兰克福机场预计到2030年每年将投入3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安检站将搬迁扩建，登机口之间的距离也将缩短——这其实是20年前的计划，但从未实施。听起来像是一个承诺，但又可能是一个威胁：大量的重建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混乱。

　　2022年11月，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NatWest）子公司库茨（Coutts）银行将前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从银行账户中除名，理由是，这位客户的右翼政见不符合库茨银行所持的“包容性”企业价值观。这起丑闻的起点可追溯至两年前：彼时，库茨银行宣称其获得了共益企业认证（B Corp Certification），这意味着这家商业银行同时被认可为：以创造公共利益为企业目标、注重环境和社会效益、致力于发展更具平等性和包容性的可持续性经济。这种意识形态如今成为银行任意关停客户账户的“正当理由”，脱欧党党魁法拉奇就属于被清退的客户之一。在库茨银行对法拉奇所做的一份四十多页审查文件中，法拉奇承受了无根据的诽谤，并被视为损害银行声誉的“仇外和种族主义者”。文件曝光后，国民西敏寺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艾莉森·罗斯（Alison Rose）为泄露法拉奇个人信息而公开道歉、辞职。库茨的做法，是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在国民西敏寺银行弥漫的一个体现——以政治正确为导向，做出损害商业利益、客户权益、言论自由的决策。但这一理念将带来它所期望的多样包容的企业文化，还是政治立场的同质化？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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